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博大、丰富，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坚定信念、矢志不移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则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这三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共同体现了井冈山精神的特色和风格。

(1)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共产党员基本的政治要求。共产党员这一特定的身份特征，必须通过党员在具有坚定的信念、牢固的宗旨意识等思想品格因素等方面来体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思想品格因素在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的具体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2)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公开旗帜。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的斗士，从投身革命开始，就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的“一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或党纲对此都有相应的表述，把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高高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上可以明确得到体现。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提出，我们党的纲领是推翻现行剥削阶级的政权，建立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党的“七大”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就开始抛开了国民党的旗帜，秋收起义打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实现共产主义是终目标，是高纲领，但高纲领的实现必须有阶段性的实践纲领、操作性纲领。当年，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当时的实践纲领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取得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所以，当年我们打出的是苏维埃的旗帜。

(3)三支铁流在信念支撑下汇聚井冈山。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严重受挫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三湾村。当时部分人对前途感到渺茫，信念动摇，部队开小差的情况时有出现。一个没有共同信念的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都将面临困难，更不用说去实现和共享组织长远的共同愿景了。崇高远大的理想，健康向上的政治精神状态，是战争年代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条件带来的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人民战胜物质供应充沛、武器装备优良的敌人，就是因为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作支撑。

针对部队实际情况，毛泽东决定对这支部队进行改编。三湾改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在组织上进行缩编，将部队从一个师缩为一个团；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三是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的伟大意义，不是简单地将编制缩小，也不是仅仅把支部组织重心下移的问题，三湾改编最现实的意义是使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增强信心，凝聚力量，转变面貌的问题。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路过三湾时所发的一句感慨表述最为准确：“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毛泽东眼里的新生，显然就是指三湾改编在解决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武装的新型人民军队，从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三湾改编的核心，而以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抓住每个士兵，是实现党对这支军队领导的核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另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余部。他们在南下广东的途中，兵败潮汕，经过赣南三整、湘南暴动，走上井冈山。1927年10月7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2000余人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一路历尽艰辛。 10月21日，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将士体力和部队战斗力都大大削弱，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带着枪自寻出路，散伙的现象日益明显，部队只剩1000来人。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维持这一支接近涣散的队伍，成为摆在朱德等人面前一个现实问题。朱德态度坚决，他认定南昌起义留下的骨干不能溃散，要坚持走武装斗争的路。陈毅认为，既已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要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就要有决心带队到底。原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决心带领这支部队继续革命到底，他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就不剃掉。傍晚，在天心圩场外的河滩上，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他说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朱德还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又动员大家说：“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陈毅也发表讲话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经过天心圩整顿和动员，部队继续西进，虽然实际困难没有解决，饥寒、疲劳、疾病、穷困仍然在折磨部队，但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许多人心中又燃起了信念之火。在随后的大余整编以及上堡整训中，继续从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坚定了广大将士的信念，使这支遭受重大挫折的部队很快重生。朱德、陈毅率领这支部队，在湘南暴动后坚定地走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会师。

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也是井冈山三支铁流中的重要一支。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爆发后，国民党慌忙调集、部署军队，以数倍于守城红五军之兵力围攻平江县城。彭德怀率部奋勇抗击，但寡不敌众，为保存有生力量，起义部队于7月30日突出重围，撤离平江城，向平（江）、修（水）边界的山区转移。8月20日，红五军在黄金洞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信，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红五军接指示信后，部队分兵行动。彭德怀、滕代远率主力向万载一带发展，伺机南下，“打通湘东与赣西的联结”，会合朱毛红军。但由于敌人穷追不舍，屡屡发生激战，红五军内部一些旧军官和意志薄弱者开小差甚至叛变投敌，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计划没能实现。

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红五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及时总结了失利的教训，认真分析形势，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清洗了那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遣散了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吸收了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将一些优秀的工农分子提拔到指挥员的岗位上来。彭德怀还亲自到士兵中去做工作，对战士们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干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彭德怀的引导极大地坚定了将士们的信心和决心。

9月中旬后，红五军开始了第二次挺进井冈山的军事行动。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进入莲花高州，红五军的战士们第一次感受到根据地老百姓对属于自己军队的热情。“军民关系真是亲如一家，我们走到那里，那里的老百姓就给我们烧茶、让房子、打铺，招待热情。我们越走越有劲，情绪越来越高。”此后，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何长工率领的毕占云特务营、张威独立营和莲花赤卫大队在莲花九都会合，经永新县境，越过七溪岭，于12月10日来到宁冈新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实现了彭德怀“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心愿。

(4)信念的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井冈山军民信念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党史上著名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就是在井冈躉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出现的信念动摇悲观错误论调。从1927年秋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始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队伍中就有不少人转不过弯，他们对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缺乏远见，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而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由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加之补给困难，物质条件艰苦，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对革命失去信心，离队思想与日俱增，不少人行动徘徊、信念动摇，甚至不辞而别。“三月失败”后，少数人对革命缺乏信心，党内、军内悲观论调再起，他们怀疑：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能打多久呢？

少数人的信念动摇引起了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时，及时回答了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他从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人手，强调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引导大家：只要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红旗就能打下去。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 10月5日。毛泽东仲嘉鎗一屈特吞在会上作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及其前途。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因此，在井冈山乎‘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这个报告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批驳了根据地内存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明中国革命前途和方向。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回答和引导，进一步坚定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5)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国情、社情相结合，发扬“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创新精神，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其基本内容是，中国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屠杀作出响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革命，并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但在革命的路径选择上，一开始走的是俄国城市中心道路模式，主张把主要精力用于做城市群众工作，发动城市民众，通过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曾经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诞生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产生了城市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一俄国城市中心道路。城市中心道路曾经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一种现实选择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只有此一种模式，更没有说，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选择。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自主持会议。会议否认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革命道路上，忽视中国社会的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坚持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认为“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提出“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理论上的偏颇导致了实践工作中的失误，一些根本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方举行了无任何胜利把握的武装斗争，盲目进行暴动，起义连续暴发，结果又连续遭受失败。

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和检验，才能进一步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探索井冈山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结合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阐明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而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思想基础。

“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基本内容的阐述，只是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此时就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主要是回答农村根据地，即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问题，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则是回答中国革命的根本途径问题。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联系。要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首先必须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即以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作为前提或基础，否则，这条道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过来，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政权、夺取全国的胜利，才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最终目的。因此，“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构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这个理论的全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中起了基础性作用，这两篇光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入到奠基阶段。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毛泽东在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批评了“城市中心论”和背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识。首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高度，指出了建立红色政权的意义，认为这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再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革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由此可见，到1930年1月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内容、脉络已经很清晰了，毛泽东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条道路的开创与形成，是在同“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并在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胡耀邦所说：“找到了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所以有毛泽东思想，所以干成了中国革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拘泥于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近代欧洲革命的传统模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没有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没有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和勇气，是无法冲破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障碍的。

(6)井冈山精神的基石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地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为千百万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从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依靠群众成为井冈山精神的根本，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目的就是要消灭封建关系，解放劳苦大众，完成土地革命，从根本上为千百万劳苦民众谋利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解决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就是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边界各县进行了多次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奠定了边界土地斗争的坚实基础。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水口、桂东沙田、宁冈大陇等地进行了分田尝试，取得了初步经验。5月，边界党的“一大”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方针后，开始掀起了湘赣边土地革命的高潮。经过从1928年4月至7月四个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各县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因而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民心之固在于能够切实保障和维护群众利益。人民军队真正有效保障群众利益，靠的是铁的纪律和制度。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一开始就制定和颁布了严明的纪律。这些做法后来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完善，从井冈山时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后来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确保了红军政治任务的完成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荆竹山进发，途中有些战士因行军饥饿，在山坑上掰了老百姓的苞谷吃。毛泽东发现后，即从衣兜里摸出一块银元，叫人写了木牌，亲自在木牌上写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路过此地，因饥饿掰吃了你地里的苞米，现留下银元一块。”写毕，将木牌插在地里，银元放在牌下。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从荆竹山前往大井。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绿林出身的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大家讲话，首次提出和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就是工农革命军最早颁布的“三大纪律”。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部队由于分散行动，在群众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有的战士把城中药铺秤的戥星拿走了，有的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归还，有的归还时又弄错了门板，有的在睡过的地方没有打扫干净和捆起稻草，等等。更有甚者，有的战士以筹款为借口，动不动就要烧房子、拉伕子。为了进一步严肃工农革命军纪律，切实保障人民利益，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工农革命军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这是我军最早提出的“六项注意”，是继荆竹山提出“三大纪律”后又一项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纪律规定。

1928年3月底，为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上井冈山，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抵达湘南桂东。部队在桂东沙田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沙田圩老虎冲的一片大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桂东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做不得。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怎么办？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打土豪要归公。还有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讲述时，还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毛泽东宣布以后，要求指战员们“要记熟念熟”。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的基本法则，是保障人民利益的纪律机制。它的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时有调整和修改。在桂东沙田，就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将“不拉伕”、“不打人骂人”，改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六项注意”在1929年1月底红四军抵达“三南”地区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增添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补充、发展为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井冈山时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和颁布，集中体现了革命武装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建立鱼水军民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人民群众支持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党和红军“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泉涌相报，“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多次取得反击赣敌“进剿”和湘赣两省敌人“会剿”的胜利，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协助下才取得的。1928年7月，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革命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成功打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一次“会剿”。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在记述这次“困敌”的情况时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1)地势熟谙；(2)‘敌情较明；(3)以逸待劳；(4)历次败敌，敌畏我威；(5)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6)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杨开明的叙述，把永新困敌实际上是人民困敌的性质说得十分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