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什么时候“化”起的？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即从李大钊、陈独秀起就开始“化”了，把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建党行动，确立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以及第 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等，都说成是“化”的标志。

其实不然。上述表现，只能证明党的早期革命家们，努力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但是，自从党的二大宣布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起，就心须遵守一条规定：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即苏联党、斯大林）的指示和命令，践行“十月革命”的经验，走“城市中心”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曾努力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得更好。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却不能“化”成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例如建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初期是对的）；农民党员发展多了，就会被指责为有变成“农民党”、“小资产阶级党”的“危险”；农民运动势力的发展能超过工人运动，否则，共产国际一是命令农村必须等待城市，二是指责其为“单纯的农民革命”；在农村待久了，搞农村革命根据地，即会被指责为“离开中心城市太远了”，“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甚至在党的“六大”上，共产国际根据“领导机关中工人成分必须占多数”的原则，竞硬性将一个无论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抬上来当党的总书记，结果造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曲折。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硬性指导中国党执行“城市中心”路线，不仅造成中国第 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而且土地革命战争的大半个时期也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几任领导人，虽然也强调马列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那只是表面的结合，拿马列主义的一些原则往中国革命实际的头上硬套，不管合适不合适。这是教条主义，根本谈不到什么“化”。比如： 1933年1 1月发生“福建事变”，当时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遵奉斯大林“中间势力是危险的”的指示，坚持不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不给他们支持。结果，不但使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垮台，而且也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失败的命运。

对于近年来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有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共产国际（主要是斯大林）三令五申指示中国共产党“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成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亦称“农村中心”），就是共产国际早提出并指示给中国党的；“共产国际关于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过程，开始于1928年2月至7月，完成于1930年10月，深化于1931年3月至8月”，到1931年8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不仅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且已经“达到了成熟程度”等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中心”思想是1930年1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标志而基本形成的，到1938年和1939年才达到成熟。这是当今党史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目前还没有发现足以颠覆这一结论的论述和根据。

第二，关于“农村中心”思想。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这才是毛泽东“农村中心”思想的“完整体系”，才是“农村中心思想”“深化、巩固”而“达到成熟”的表述。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个根本性的“关键词”是“长期性和艰苦性”。实行“农村中心”绝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事，而是必须“长期坚持”。因为要“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使之达到超过“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的力量，绝不是两、三年能够实现的事，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从1927年至1949年在农村区域坚持了22年之久，直至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才代表全党宣布：“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所以，“农村中心”不是一个短期的战术行动，而是一个长朗的战略方针，它是一条道路，一条路线，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去掉这个“长期性和艰苦性”就不叫“农村中心”了。因此，仅仅依据共产国际的个别决议里，甚至苏联《真理报》上个别文章中的一些有关“武装斗争”、“红军战争”、“土地革命”、“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等片断的论述，就得出“农村中心”的思想在1931年8月已经达到“完整，成熟，深化，巩固”的结论，是不足以支撑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他们“不明白”和“忽视了”这个“长期性和艰苦性”，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在他们看来，现在在城市里，就是“城市中心”；明天去“农村”了，就是“农村中心”了。

第三，从实质上看，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直就是“城市中心论”者，他们几乎1天也没有过“农村中心。”的思想，只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不仅在大城市即中小城市）站不住脚了，迫不得已才同意中共暂时在农村地区发展。一旦他们认为“革命危机成熟”，就立刻命令中共向中心城市发展，去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早在1929年中，共产国际就一连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特别是10月28日的指示信（史称“十月指示信”），更明确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地时期”，已是“革命高潮的初期”，中共“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椭丰咨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这些指示信，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根据。

第四，从事实上来看，共产国际的领 袖们（斯大林、布哈林、马季亚尔、库丘莫夫、曼努伊斯基和米夫），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没有经过任何实际调查（只米夫到中国上海待了半年多，但足迹未离开过上海一步），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就毫不费力、轻而易举、口讲手划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成熟”的、“深化、巩固”的“农村中心”的理论体系，显然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27年至1937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一直是以“城市中心论”来要求和指导中国革命。中共党内此期间的一连三次“左”倾，都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结果。而共产国际直至解散前夕，始终未放弃中国革命应实行“城市中心”而从来不赞成“农村中心”的观点。周恩来1944年3月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这样讲道：“一九四零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幸而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领 袖，敢于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决地走“农村中心”的道路，才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初步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5年，党的七大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了新的发展。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和陈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系统地回答了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探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92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国内外新形势和党内新情况新变化，先后提出和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提出并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客观实际，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达到新境界，上升到新高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理论确定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在90多年历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为之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