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这座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的苏区中的一个小城，格外热闹与喜庆。 

此时，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610名来自赣南闽西、湘鄂赣、湘鄂西、赣东北、琼崖等苏区和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各部的代表，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成立，选举毛 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主席。 

这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明确宣布：“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有国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 

“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学校，盲人明目见光明。”这歌流行于中 央苏区的山歌，唱出了广大苏区劳苦大众的心声。在苏区，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并努力推动教育的发展，成功领 导了第 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教育的实践。 

39次常委会20次关注教育 

苏区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党和苏维埃政府把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将其看成是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会议研究讨论的内容有中 央苏区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在经费极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尽可能保证与增加教育事业的经费。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3月，国民经济部预算经费从778万元降到了103万元，但教育部预算经费却从0.6万元增加到了192万元。1930年3月，闽西召开的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对教育经费问题作出了决议，要求各县教育经费至少要占全县收入20%。会后，各县均按此贯彻执行，个别县如上杭还超出了这个比例，经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全县教育经费占全县税收30%，由县文委会统一计划”。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层层包干，分别负责各自的教育经费。 

为了使苏区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中 央苏区的领导人还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亲自办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苏区的教育教学工作，及时总结苏区教育工作经验。 

毛 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及整个红军学校教育，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 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 

除毛 泽东之外，中 央苏区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红军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兼过课，陈云、邓颖超、成仿吾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过课，王稼祥、刘少奇、林伯渠、谢觉哉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大讲过课，陈毅举办过红军干部学校，在红大和崇义县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讲过课，瞿秋白、徐特立分别担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副校长。 

党、政、军领导人重视教育和亲自办教育，不仅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和迅速获得贯彻执行，而且也为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办好教育事业做出了榜样。 

“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 

文化教育是苏区时期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须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的现状是：无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苏区的普通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数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 

据闽浙赣边界各地1923年的调查统计：文盲占人口90%以上。其中，地处山区的闽西所辖江县250万人口，群众是“扁担跌落地，不知是个‘一’字”。 

“乡苏政府主席不能看公文、书报、信件，乡苏政权就要落在秘书之手；一般群众不能看标语、传单、布告，不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闽西苏维埃政府曾这样尖锐地指出。 

文化教育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的各项建设。积极发展教育已成为革命斗争、巩固与发展苏区刻不容缓的任务。 

苏区教育以红军教育为起端。1931年夏，在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扩大会议上，毛 泽东提出“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以培养红军军事政治干部。不久，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红军第 一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纷纷成立。 

以军事教育为起点，各种类型的教育，如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等在各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干部教育方面，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 央农业学校、银行专科学校、商业学校、中 央教育干部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列宁师范学校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创办了工农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短期培训班等；在儿童教育方面，普遍设立列宁小学，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教育体系。 

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苏区教育成效显著。《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报道：“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34年3月为止，在中 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达10万人。另据《兴国乡村的教育》记载，兴国县已办起300多所小学，拥有800多名教师，适龄儿童总数为20969人，其中12806人入小学读书，占适龄儿童总数的60%。对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1929年江西全省只有小学4426所，学生177849人，比较那时号称为教育发达的江苏省，1930年全省入学儿童也只有580825人，占适龄儿童的13%。” 

苏区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苏区军民文盲和半文盲的状态，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与各项能力，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革命干部、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以及生产建设的生力军。 

义务教育训练参加革命斗争的新后代 

“封建头脑人，多半迷信深。分明是染病，却说是掉魂。请道士做解，叫端公降神。吃斋和拜佛，求和尚念经。叫盲人算命，接阴阳过门。这许多迷信，实无益于人。把金 钱浪费，碍革命进行。做卫生运动，自然病不生。纵有点小病，服医药就行。”这段朗朗上口、明快押韵的唱词，是鄂豫皖省文化委员会编写的《列宁初级学校国语》中的一课。 

在豫南苏区，儿童教育的教材摒弃了《四书》、《五经》及国民党编印的反动教材，采用鄂豫皖省文化委员会统一编印的《列宁初级小学国语》、《列宁高 级小学国语》、《政治课本》、《社会常识》、《自然常识》和《算术》等。这些教材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编排上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深浅程度适宜、循序渐进。 

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是苏维埃小学教育确定的培养目标。为此，苏区还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大部分适龄儿童都入学读书，并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如在体育课中设立军事训练项目，在课程内容上选择有关革命战争和政治方面的内容，选择有关生产劳动和科学常识方面的内容等，还设立了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两门实践性课程。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多数苏区小学各年级都安排了劳作课。有些职业学校和专注学校实行半农（工）半读。各级各类学校都注意结合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进行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尽可能联系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联系日常生活。由于当时教学仪器直观教具少，有些课就利用自然环境和生产现场进行教学。许多学校组织师生修建校舍，开办园圃，经营畜牧场和作坊。 

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开辟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一代。苏区教育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对现在的教育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教员与政府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土地革命时期，在今江西省吉水县水南镇、吉安市青原区东固镇一带，有一个以红军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公略县。1933年夏天，来自农村的43个教员来到这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列宁小学教员训练班。 

开办列宁小学教员训练班，只是苏区解决师资问题的众多举措中的一个。在落后偏僻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师严重缺乏。在1932年2月至8月半年的时间里，临时中 央政府有4次常委会讨论创办师范教育的问题。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 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 泽东曾这样主张。 

苏区在培养工农教师方面，先是开设教员训练班，对一些粗懂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集训后分配到学校去工作以应急需。其次是开办列宁师范学校，从中 央到地方都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有高 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形成了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再其次是坚持在职提高，如组织教师讲习所、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等，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颁布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条例》规定：小学教员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享受代耕，其生活费、减纳土地税、医疗等都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对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员和学校实行奖励，乡苏维埃要发动群众帮助教员家属工作。中 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还颁布了《红色教员联合会暂行章程》，进一步表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教师的关心、支持与尊重。 

苏区党和政府重视知识分子，尊重教师，为我们树立了尊师重教的光辉榜样。 

依靠群众，因人、因地、因时办学 

“该办什么样的学校就办什么样的学校，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急需的先办，不急需的后办，一时不能办的就缓办。”这句浅显易懂的话，是苏区灵活办教育的真实反映。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的需要，苏区教育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创办了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学校和文化教育机构，有红军学校、干部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小学和幼儿园等学校教育形式，还有在职干部训练班和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俱乐部等灵活多样的非学校教育形式。在学制上伸缩性也很大，根据需要与可能，有长有短，长短结合。在专注设置和课程安排上，也根据当时的需要与实际，删繁就简，有增有减。 

根据农事的忙闲、学生居住的分散程度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等情况，教学形式可以全日学，也可以半日学；农忙时少学，农闲时多学，白天不能学，可以晚上学；可以采用单级教学，也可以采用复式教学；可以在课堂内学，也可以在校外学。识字教学更是形式各异，子教父，夫教妻，儿媳妇教婆婆；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也十分灵活，灶头床边、田头地边可以学，乘凉喝茶、下田生产时也可以学。因人、因地、因时而采用多种多样灵活的形式，加速了人才的培养，促进了中 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区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创造办学条件，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道路。没有办学经费，就由群众募捐筹集；支付不出教师的薪金或生活费，就由劳动互助组帮助教师代耕或派人做小生意赚给教师；没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没有黑板，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没有课桌椅凳，就发动学生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用沙盘、石板和石笔代替；没有粉笔和红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没有体育用具，师生就动手挖沙坑，做秋千和单双杠。一切都依靠群众和师生自己动手，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 

“要真解决教育经费，我们还须大程度地依靠群众的力量。在这方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有了可观的成绩。群众自动拿出钱来办学校。我们3000多个小学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因为我们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时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在回顾苏区依靠群众办教育的情况时，深有体会地说。 

依靠群众办学，因人、因地、因时办学，是中 央苏区发展教育事业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它的实践经验为抗日根据地教育采用“民办公助”和“以民教民”的办法发展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办好教育提供了经验。 

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 

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急需识字明理的人才，毛 泽东和徐特立等苏区政府领导人，不仅通过扫盲识字等各种文化教育手段，尽快提高革命根据地军民文化教育水平，还非常重视改革教学方法，以尽快提高苏区教育教学的质量。 

“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929年12月，毛 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以“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为核心的上政治课的教 授法（以下称10项教 授法），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 央和各级政府都把它规定为改革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在教学工作中普遍获得贯彻落实。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毛 泽东身体力行，在教学活动中带头贯彻10项教 授法。他给学员上第 一堂课，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红军部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言简意赅的语言，贴切的比喻，使一些识字不多、对无线电知识少的学员听后心明眼亮，受到很大启发。 

“记得讲弹道时，他问大家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双方争论起来，在这争执互不相让的关键时刻，刘校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图，没有多讲道理，只是问大家都看过男孩子挺着肚皮小便吧？弹道和小男孩子的小便运行相似，你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对于子弹是弧形运动这一点，我们再没人怀疑了。”据当时红校学员回忆，刘伯承在红军学校讲课时，非常善于用大家常见的事例，由浅入深，通俗讲解科学道理。“这样启发诱导、生动活泼、有趣味性的课，使人经久难忘。” 

10项教 授法的使用，使中 央苏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大大提高。闽浙赣省在其文化教育工作报告《识字班工作》中写道：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个学生从开始识字到能看书写信，须要学到五年的困难情形。现在，因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起了每个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学习热情，在一年当中，使过去一个不识字的人，学会了认识路票，写介绍信，以至写报告，可以看文件看书籍。 

苏区教育在教学方法改革中提出的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不仅继承了我国教育史上教学方法的精髓，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宝库，是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它在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